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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9年6月15日开始的共同纲领第二次起草工作中，人民民主专政就已经写入当年8月形成的《共同纲领》草案中，此时距离《论人民民主专政》发表只有2个月。

《基本法》第1条第1款规定：人的尊严不受侵犯。[72]E.Klein,HumanDignityinGermanylaw,in:TheconceptofHumanDignityinHumanRightdiscourse,editedbyD.Kretzmer,andE.Klein,publishedbyKluwerLawInternational,2002,p.151. [73]M.Rosen,Dignity:ItsHistoryandMeaning,HarvardUniversityPress,2012.p.77 [74]M.Rosen,Dignity:ItsHistoryandMeaning,HarvardUniversityPress,2012.p.89. [75]【德】派普斯：人性尊严之保护，《当代法治国图像》，蔡宗珍等译，元照出版集团2014年版，第61页。

完成尊严理论自身的体系化是应对上述挑战的关键。第二，德国宪法，尤其是联邦宪法法院不认为人之属性仅仅是一种个体性，相反它是从人类作为一个种群的属性，而非个体，来理解尊严的。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宪法上的尊严条款能否与民法上的尊严、刑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法上对尊严的保障及国家赔偿法对精神抚慰金的规定等构成一个更大的体系，我以为这涉及到我们是否承认宪法人格尊严的第三人效力。但本文并不探讨这个问题。然而，宏观地进行体系建构只是我们实现体系融贯的第一步，因为这项工作还只是一种理论理性的推演，对于这样一个概念高度抽象，背后价值多元的尊严观念，在实践中仍然会发生两个基本的困难：第一，在具体的情境中，如何判断尊严的保护范围与含义？例如，人工胚胎是否享有尊严？第二，在具体的情境中，尊严是否具有价值上的绝对优先性，也就是如何实现价值判断的客观化与理性化。

[79]自然主义谬误往往指：当我们想到‘这是善的时，我们所想到的无非是：所讨论的事物跟某一别的事物有着唯一确定的关系，摩尔认为善是不可定义的，无法通过理性发掘出一个本质，因此要区分善与善的事物，我们只能对后者进行分析，而自然主义谬误就是把善直接化约为了后者。[90]谢立斌教授认可内部统摄地位，也认为第38条有发展为整个基本权利基础的潜能，但无法透过宪法解释的方案完成，只能通过将来修改宪法来实现。笔者认为，法律对权力的设定自然应当包括对权力标准的设定，法律对加处罚款的设定也同样应当包括对加处罚款标准的设定，否则在《行政强制法》第45条对加处罚款已作普遍授权的条件下，如果对加处罚款标准不作法律保留，那么行政强制执行的法律保留原则就无以体现。

除了定位上的问题，还有诸如加处罚款本身的罚款额标准，对加处的罚款如何征收，以及行政相对人对行政机关的加处罚款决定不服如何救济等问题，都不仅仅是对《行政强制法》文本本身的解读问题。这里的第一个罚款与第二个罚款的区别就代表了作为执行罚的加处罚款与作为行政处罚的罚款的关系。[14]该条规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可以采取下列措施：（一）到期不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纳税义务人、担保人超过三个月仍未缴纳的，经直属海关关长或者其授权的隶属海关关长批准，海关可以采取下列强制措施：（一）书面通知其开户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从其存款中扣缴税款。

对于后者，不属于行政行为，至少不是纯粹的行政行为，故不适用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应当适用民事诉讼程序中的执行异议程序。在当下，只能作这样的处理，针对罚款的加处罚款，适用《行政处罚法》第51条的标准，对于针对其他金钱给付义务的加处罚款的标准，取决于其他法律的具体规定。

摘要：《行政强制法》第12条和第45条不仅将加处罚款设定为行政执行罚方式之一，而且对它作了普遍性授权。对不履行罚款义务的加处罚款，适用《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即《行政处罚法》第51条规定，当事人到期不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它们之间到底是否有实质性的区别并且这种区别的理由是否成立？换句话说，若将加处罚款叫作征收滞纳金或者相反会有什么问题？作者以为，它们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以下几点，而且这些区别足以构成在立法上和执法上对它们加以区别对待的理由： 第一，适用范围不同。关键词:加处罚款 强制执行 一、问题的提出 如果世界上没有行政强制执行制度，那么，任何行政决定都会失去效力，从而导致政府管制的失灵。

六、加处罚款与征收滞纳金 在国外的行政强制执行制度中，并未设有类似加处罚款与滞纳金这两种金钱执行罚。[36]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加处罚款既有针对不履行罚款义务的，也有针对不缴纳税费的。5．本法所称的‘确认不作为违法之诉，是指行政机关对依法令提出的申请，应当在相当期间内作出某种处分或裁决而未作出的，请求确认其违法的诉讼。2.它是间接强制执行而不是直接强制执行措施。

该法第8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强制，享有陈述权、申辩权。[37]这种观点关于加处罚款的适用范围显然要大于前者。

第一个罚款与第二个罚款在字面上都出现了罚款。[47]参见翁岳生编：《行政法》（下），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1102页。

也就是说，只有行政相对人不履行罚款决定才可对其加处罚款，针对其他行政处理决定不适用加处罚款。《行政强制法》第12条第（1）项、第42条第1款、第45条第1-3款都以加处罚款或者滞纳金方式表达它们之间的关系，这说明行政机关如果对当事人加处了罚款，就不得征收滞纳金。因是由于上述前提性，才用加处罚款的表达方式。这一授权有两个要点： 一是，加处罚款的主体与作出原罚款决定的主体具有同一性。因为这类罚款是一次性的，受一事不再罚原则的约束，不具有可重复适用性。第一个罚款属于行政处罚行为，第二个罚款则属于行政强制执行行为。

看来，《行政强制法》第8条关于法律救济的原则还有待于细化。7．本法所称的‘禁止之诉，是指在行政机关不应作出而要作出一定的处分或裁决的情况下，请求责令行政机关不准作出该处分或裁决的诉讼。

根据《行政强制法》第46条规定：加处罚款决定作出后，当事人超过30日仍不履行的，行政机关再行催告一次。台湾地区有学者主张应当可以与行政诉讼相衔接。

[71]另一种是第三人适用的是属于民事诉讼的异议之诉。这些法律法规及其有关规定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27]第70条规定：拒不缴纳、拖延缴纳或者拖欠水资源费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依据职权，责令限期缴纳。

第四，对当事人的严厉程度不同。如果按字面上的表达形式将它们先按作为行政处罚的罚款对待，也不是没有道理。行政强制执行需要有合适的强制手段。相对人不履行补执行义务的状态非常明显。

该法第18条规定：（第三人异议之诉）公法上金钱给付义务之执行事件，第三人就执行标的物认有足以排除执行之权利时，得于执行程序终结前，依强制执行法第十五条规定向管辖法院提起民事诉讼。[64] 我们的《行政强制法》对加处罚款的执行未作规定，但从该法第46条[65]的精神看，加处罚款应当是与基础罚款一并执行的。

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然而，它们之间的区别也是明显的： 第一，行为属性不同。

根据该条款，任何依法作出金钱给付义务行政决定的行政机关，在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该行政决定时，都有权依法加处罚款。该法第45条第1款规定：行政机关依法作出金钱给付义务的行政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的，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加处罚款或者滞纳金。

针对上述五个要素的研讨，我们应当对加处罚款作如下的定位：加处罚款，系指当事人拒不履行基础决定所规定的义务时，行政执行机关依法通过罚款的方式给当事人设定或增加新的金钱给付义务，迫使当事人履行原基础决定的行政执行罚行为。[31] 但当我们真的将这类罚款并入行政处罚之中，它又不为《行政处罚法》及其行政处罚理论所接受。未经公布的，不得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五、其他以实力直接实现与履行义务同一内容状态之方法。

加处罚款是执行行为而不是基础行为，它是针对当事人不履行作为基础行为的行政决定而采取的一种执行措施。进入专题： 加处罚款 强制执行 。

征收滞纳金的法律特征是： 第一，以当事人逾期不交纳税款、规费为前提。在我国不同行政行为由不同法律分别调整的体制下，行政处罚的基本法律是《行政处罚法》，行政强制的基本法律则是《行政强制法》。

这里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即加处罚款的标准只能由法律来设定，还是可以由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来规定。第一，必须区分行政机关实施的加处罚款和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实施的加处罚款。